推荐一个电台

    台北爱乐电台，主要是西方古典音乐，也有一些爵士音乐等等。豆瓣上看到的，这两天一上网就打开听。 很喜欢里面经常播放的关于“春天”的一段解说词：“春天到来，鼓动我们并不存在的翅膀，去探寻不曾在冬天失落的梦想……”（凭记忆所写，好像不是这样说的……）可惜南京的春天还是阴雨连绵，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明亮的太阳了。不知道植物们是否也憋坏了，等太阳一出来，怕是要在一天内千树万树梨花开了。另外还在上面听到了一段熟悉的音乐，曾出现在布列松的《死囚越狱》中，主持人说是维瓦尔第的“被压抑的灵魂”， 但在网上没搜到。女高音唱得非常有戏剧性，好听，希望哪天能找到这首歌。

http://hichannel.hinet.net/player/radio/index.jsp?radio_id=228

未来主义

微软最近发布的对2019年的设想，照现在的发展大部分设想应该都会实现。

这个世界是否会变好？起码科技让未来看上去很美。对科技、未来的遐想总是让人入迷的，就像小时候对科幻的20世纪的遐想一样。

第一个是精简版，第二个是加长版。 无处不在的透明触摸屏很酷，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。

侯麦：“新浪潮”老了

早报记者 程晓筠编译

法国“新浪潮”运动代表人物埃里克·侯麦

作为“《电影手册》派”导演中最年长的一位，埃里克·侯麦绝对配得上“新浪潮之父”这个头衔。去年，原计划带新片《阿斯特蕾与塞拉东的爱情故事》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侯麦因健康原因失约，令广大影迷对他的身体忧心忡忡。不过，最近这位87岁的老导演在家中接受了一次采访，依旧言辞幽默、思维清晰，完全不像一个耄耋老人。“现在不再是‘新浪潮’的时代了，我们都老了。”侯麦说，“特吕弗死了，但夏布洛尔和里维特最近都拍了新片。戈达尔，据我所知正在为新片做准备。至于我们是否还有相同的电影理念，或者我们是否还在进步，这我说了可不算数。”

谈“新浪潮”|我们仍坚持着最初的原则

作为一名电影导演，埃里克·侯麦简直严谨得过分。当与他同时代的导演从一个电影节晃荡到另一个电影节，耗费许多时间接受采访，向公众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和生活态度的时候，侯麦多数时候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。他对于声名毫不在乎，1946年发表小说《伊丽莎白》的时候采用的是笔名吉尔伯特·科迪埃，甚至“埃里克·侯麦”也是一个化名，1920年，他出生时被取名为让-马里·莫里斯·谢雷。他的母亲甚至不知道大导演侯麦就是自己的儿子。

上了年纪之后，侯麦在巴黎的寓所中深居简出。去年他的新作《阿斯特蕾与塞拉东的爱情故事》参加威尼斯电影节，原本侯麦打算出席，但终因健康原因失约。不过，最近这位87岁的老导演在巴黎的家中接受了一次采访，依旧是言辞幽默，思维清晰，完全不像一个耄耋老人。“你看，现在不再是‘新浪潮’的时代了，我们都老了。”侯麦一开场就自嘲起来，“特吕弗死了，但是克劳德·夏布洛尔和雅克·里维特最近都拍了新片。戈达尔，据我所知正在为新片做准备。至于我们是否还有相同的电影理念，或者我们是否还在进步，这我说了可不算数。”

作为“《电影手册》派”导演中最年长的一位，侯麦逐一点评起过去一起写影评、拍电影的伙伴中仍在世的几位。“显然，戈达尔是一个纯粹的电影作者，但他太远离大众了。而夏布洛尔成了一个商业片导演。我认为我们这批人一直忠于自我，现在仍然或多或少地坚持着当初的原则。而我对电影的热爱丝毫没有改变，也一直用我自己的方式拍片：用不多的钱拍摄一些不卖座的电影。我喜欢拍电影，甚至当我身处摄影棚中，也竭尽全力在作品中展现自然的美。对我而言，诗意的电影风格十分重要。我始终坚持着从业之初发表的文章中阐述的电影理念。”

谈到一些电影评论家对于电影作者的批评，他们诟病侯麦的作品只是一遍又一遍讲述相似的故事，这位温文尔雅的导演禁不住为自己的作品辩护：“我的影片应该作为一个个系列来看。法国电视台在播放《四季》系列的时候就是每周放一部，那样的观影方式是最完美的。其实我的每部作品彼此都有联系，放在一起看，才能发现其中蕴藏的乐趣。不管你认为我的作品是好是坏，它们都可以互做参照。的确，观众总是告诉我‘你的电影都很类似’，他们没说错。但是这无可厚非，因为我就是一个电影作者，我按自己的喜好选择题材和拍摄方式，并且将我的想象投射到胶片上。”

《阿斯特蕾与塞拉东的爱情故事》剧照

谈新片|文学影响了我的影像风格

侯麦对于他的新片《阿斯特蕾与塞拉东的爱情故事》格外偏爱，谈到这部电影立刻神采飞扬。“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在17世纪很受欢迎。它是当代人读得懂的最古老的法语小说之一，对话清晰明了，读来令我爱不释手。不过，现在的观众可能不能马上认同电影中的角色，但假如沉浸其中，一定会发现回味无穷。”侯麦有些尴尬地说，“我想这也是我的作品没有很广泛的观众群，却更投文学爱好者所好的原因吧。”他坦承文学作品对他的创作有影响：“我觉得改编 19世纪作家的作品也很有意思，那些小说极富影像感。约瑟夫·康拉德、罗伯特·路易斯·斯蒂文森、亨利·詹姆斯都是我所钟爱的作家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影像风格。”

在《阿斯特蕾与塞拉东的爱情故事》的开场，侯麦借电影发了一通牢骚，抱怨外景地无法还原小说描绘的场景的神韵，因为昔日田园牧歌的风景已经被钢筋水泥的丛林取代了。侯麦甚至从没有拥有过一辆自己的车，也很少坐出租车，他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是环保组织的一员。“我每天这样度过，没有任何不便。假如你一外出就必须搭出租车，那无疑是放弃了和外部鲜活的世界接触的机会。在我的电影中，我总是在展示人们琐碎却真实的生活场景。我无法远离人群，呆在一座空洞的大宾馆中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在媒体上露面的原因。”侯麦狡黠地一笑，“人们不认识我，我自然可以和他们打成一片，在公众场合拍片时，周围的人也认不出我和我电影中的演员，这样我们可以在电影中尽量呈现真实的场景。

“谈未来|再拍电影？太累太累

87岁的侯麦仍非常乐于接受最新的电影器材。“我总是对新技术很感兴趣。我的第一篇电影理论的文章———比发表在《电影手册》上的那些文章更早———讨论的就是彩色电影终将取代黑白片。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偏爱黑白电影和后期录音，但我却喜欢彩色画面和同期收音。”当谈到《阿斯特蕾与塞拉东的爱情故事》可能是自己的“天鹅之歌”时，侯麦显得有些伤感，“我的确没有拍下一部电影的计划了。我现在很难再拍电影了。和年轻时相比，现在准备开拍一部电影真的太累太累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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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妇与公爵

        看了侯麦的《贵妇与公爵》，对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突然很感兴趣，还下载了《马赛曲》来听。歌曲最高潮处的：“aux armes citoyens!”（拿起武器，公民们！）正可和本片相对证，不管你是贵妇还是公爵，此时人们对你的称呼都是“citoyen"（公民）。革命时期，人们互称citoyen，正像我们互称“同志”一样。而歌曲中传达出的那种暴力血腥之气，在电影中也有很好的反映，虽然其中血腥的场景只有一处：贵妇第一次回到正在暴乱的巴黎城，游行的人们，把挑在木棍上的某公主的人头凑到她面前吓唬她。但是，那种恐怖的，人人自危的氛围却无处不在。家里随时会被巡逻队搜查，一点儿蛛丝马迹就可能成为"叛国罪”的证据。
       历史无疑是强力的，革命时期的历史更是如此。个人的脆弱无力在革命中暴露无遗，不光是无法自保随时准备上断头台的贵族们，”共和派“也被”革命“的意识形态裹挟着行动，失去自我判断。当时过境迁，人们来书写这段历史，人性更是被宏大叙事完全淹没。
      只有细节才能拯救人性于历史。大历史中的细节瞬间，是最感动人的，而这正是是《史记》的伟大之处。电影中导演刻意表现的一个细节，是薰衣草香包。关于这个香包，有人已经写了精彩的文字。
       电影中另一个场景，也是表现主旨之处。国王路易十六被斩首时，贵妇和仆人站在巴黎郊区某高地的阳台上，仆人用望远镜观察远处巴黎城内的刑场，保皇派贵妇充满悲伤地站在一边，没有勇气观看行刑的情景，不停让仆人报告刑场的状况。阴云低压，天光忽明忽暗，四周不时传来乌鸦的叫声。
       这场景很有意思地同时表现了人在历史中的渺小脆弱，以及渺小脆弱的人身上的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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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've seen miracle,i've seen god（上）

    昨天早上7点多钟,一个阴沉多雾的冬日清晨，我坐在孟子故乡邹城某废弃大楼的顶层,脑子一片混乱地构想着本文，构想着一篇小说，构想着一部记录片，构想着一部电影……身前身后坐着几十个形形色色的人们：休学大学生，农村妇女，归国留学生，下岗工人，县长，交通局长，美容院老板……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：北京，黑龙江，齐齐哈尔，山西，洛阳，山东，安徽……他们坐在下面听讲台上的某人“讲课”，他们相信自己在从事某项世界上最伟大而神秘的事业……

    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也许已经能猜出这是一项什么事业——传销。现在，这已经不是个什么新鲜的事物，媒体上相关的报道也已经不少：强行监禁，上课，洗脑。可是，很多东西间接的了解和亲身经历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这真是一次神奇而荒诞的经历，平静下来之后，我都不相信这事情几十个小时之前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。一直嚷嚷着想看奇迹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上帝终于突然用一件奇迹重重地砸了一下我的头。我被这奇迹砸懵了，眼前金星乱闪，模模糊糊中看到了中国上帝的面容，我泪流满面……

    放假之前，一个留学韩国的朋友（高中同桌，女）网上告诉我，一队在韩国学中文的学生将在寒假期间去曲阜，邹城参加一个儒学会议，顺便旅游，需要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陪他们五天，出价两千。她寒假回国期间也会在邹城干一份兼职，让我务必在22号到邹城找她。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本来打算在这里再干一个月家教才回去的，因为开学要买笔记本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辞掉了家教，马不停蹄地赶去——真正的马不停蹄：21号周日，12点，干完本周的最后一次家教；1点多，回到学校，饭也没来得及吃，买了俩汉堡，拎着重重的一大包书就赶去车站坐2点20的汽车；由于高速公路上大雾汽车晚点2个小时，4点半才坐上回家的车；路遇到高速路堵车，下高速又上高速，夜里11点半到达临沂；到家捣鼓电脑到3点，22号早上12点多起床，坐下午3点多的车去邹城，6点多到达。

    从车站出来，那个高中同学已经在门口等我了，身旁还有一个帅哥，一个美女。四年没见面了，那个同学看上去还是像个小女孩，而她身旁的两个人，也是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模样。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同学告诉我身边的两个人是她的同事，其中的男生今晚过生日，让我一起去他们住的宿舍吃饭。进宿舍之前，她告诉我他们现在住的条件不好，将就一下。开门之后，看到里面有十几个人，其中有两三家是整个家庭都住那儿。除了5，6个中年人，其他都是些活泼开朗的年轻人。每个人都特别热情地和我握手说“你好”。进入一间卧室，发现他们的“床”只不过是铺在地上的一排大通铺，住宿条件确实艰苦得可以。吃饭分了两桌，年纪大一些的一桌，我和这些同龄人一桌。去接我的那个美女是个大三学英语的学生，非常乖巧，一口一个“老哥”地叫着我，给我剥桔子，夹菜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其他几个年轻人有05年毕业的理科大学生，大学没上完就工作了的大龄青年，留学德国四年后在清华学mba的硕士和某游戏公司的美工。另外几个年龄都不大，看上去也不过就在校大学生。他们彼此都很熟，要么是兄弟两人，要么以前是邻居。他们大都是北京人，一口地道的北京话，颇有北京人的“贫”劲儿，活泼开朗，开起玩笑来 “倍儿搞笑”。

    吃完饭，我来到阳台和同学单独说话，她神秘兮兮地问我看到这么多人住在这儿是不是很奇怪？她说这都是她的同事，让我猜猜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，她提示我他们干得是一项特别“伟大”的事业，估计我想不到。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一切都有点怪，尤其是这么一大帮北京人住在这么差的地方，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——尽管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真的在正常不过。难道是来进行某项志愿者活动的青年志愿者？这几乎是唯一合理而不那么可怕的解释。可是随后我还是想到了传销，不过对传销的了解也不过限于有限的间接信息，想到的情景无非是：一群愚昧而贫穷的人，像文革期间受到洗脑的狂热的人们一样，在传销课堂上作着发财的大梦。虽然也知道某些传销集团会用强制手段扣押人给人洗脑，我对“传销”却毫无惧怕和戒备之心。而且，这些热情而聪明，富有幽默感，对我那么体贴那么好的年轻人，怎么也不会让人联系到传销者。我的同学接着问我：你不会觉得我们是搞传销的吧？我对同学开玩笑说：“不，不，我觉得你们不是传销。我觉得你们是法lun功。”其实我根本不管他们干什么工作，即使他们是传销，我也不关心。我想的只是陪韩国人的事儿。关于这件事情我又问了一下同学我去到底需要干什么，是否需要很熟悉孔孟思想，明天几点出发去曲阜，等等。她说曲阜离邹城不远，明天下午把我送去，去之前的早上让我和她去他们的公司看看，到时候就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了，现在不能告诉我。
    后来大家又一起去ktv唱歌，有几个人唱的特却好，标准的麦霸。他们不停让我也唱一个，一开始我推说自己不会唱，最后勉强唱了个“游击队之歌”。（后来，想想这歌儿竟然无意间符合了他们的某种现实，颇具反讽意味。）唱完歌已经是10点多，同学告诉我为了让我玩得高兴，这么晚还没睡已经违背了公司的纪律，平时大家都是8点半就睡觉了。同学让我去她同事们住的地方将就一夜，于是我睡了一夜地铺，屋里没有暖气，简陋的地铺实在不怎么保暖。睡在我旁边的是德国留学生，向我讲了一些去欧洲留学的事情，我和他讨论了一下期货等经济问题。

    第二天5点半我就被叫起来去他们公司参观，天还是黑的。走了10多分钟的路就到了他们的“公司”，就是一座看似已经废弃的破旧大楼的顶层。快进门的时候，同学让我走在前面，一进门，看到那里已经有几十人了，几乎每个人都热情地和我握手，和我说“你好！”，声音响亮得近乎不自然。这时我才在心里突然稍微起了一丝恐惧。不一会儿，大家陆续就坐，最前面是一个讲桌，一块黑板，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：生意介绍会。首先，昨天见到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快步跑到黑板前，声音响亮地说：“精神打起来，好运自然来，各位好！我叫xx,来自首都北京。很高兴再次把我推荐给大家（啪啪啪）台下三下整齐而响亮的掌声）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几位新田的新老朋友，有请XXX和她的朋友（又是三下掌声）。愿我们以后成为最知心最知心的事业合作伙伴！”。被介绍得人轮流上台，说着同样的开场白。然后，一个“主持人”上去，宣布今天的“生意介绍会”开始，讲了一些“课堂纪律”：把手机调成震动，中途不许离场，不许上厕所，保持安静，不许打瞌睡。随后，一个女孩上台，开始宣讲一种化妆品：兰望得化妆套装，讲它的生产公司武汉新田集团，它的化学成分，功效，等等，边讲边写板书。看的出来她是第一次上台讲，很紧张，很拘束，时不时还会忘词儿，此时下面就会有人给她提示，然后她才能继续下去，就像小学生背诵课文一样。她讲得并不长，大概有10多分钟。讲完后，另一个看上去像农村妇女的人，上去用半普通话半山东话开始讲公司的“制度”。也就是传销中常见的等级制度，发展多少下线可以达到“代理员”级别，发展多少下线可以达到“代理商发”级别，发展多少下线可以达到“经销商”级别，每个级别的“奖金”是不一样，达到最高级“经销商”级别就能拿到每月 23.8万的收入……

    当她讲到“下面的新朋友，你也许是被朋友或亲人一个善意的谎言骗来的，但是你不要抱怨不要生气，你还要感谢他，他……”听到这里，我才确信了刚开始“听课”时的一个不祥的预感：我的同学是不是在欺骗我？所谓韩国人的事情全是假的？震惊，悲哀，荒诞，恐惧……各种感觉涌上心头，我实在不能想象这么一个女孩现在竟然已经变成这样，竟然会撒下这么一个大谎，把我千里迢迢骗来……我悄声问坐在我旁边的同学：“你这也是一个‘善意的谎言’，对吧？”她笑而不答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经受了这么大的欺骗，付出了这么多牺牲，愤怒却只是从我的心头一瞬滑过而已，我只觉得悲凉，这种感觉遍布我的全身。看到她变成这样而产生的震惊悲凉，已经完全淹没了我出于自身得失而产生的愤怒。因为要保持安静，她在手机上写到：“你可以不想挣钱，但是你不能不爱国。”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曾告诉我，他们在为国家编织一个“人际网”，用以对付加入wto之后外国安利之类的直销公司对我国的冲击，我们要建立自己国家的“人际网”，以应对外资公司在我国建立的“人际网”。我回答她说：“我不爱国。”
    台上的“宣讲”接着进行，又臭又长。之所以臭，是因为和一般的传销不同，他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有上台宣讲“锻炼”的机会，并没有一个口才一流的固定讲师在上面讲。因此，台上的人所讲的东西，都是他事先背诵下来的，而台下的人，也早就对台上人所讲的东西耳熟能详，台上的人卡壳或者忘词儿时，台下的人就会提示。那份事先背诵的文稿写得真是拙劣不堪，当时我想：“演讲效果太差了，这东西真该我们学中文的来给写一写，保证煽情。”讲到某几个固定的“煽情点”，讲的人会强迫自己作出激情澎湃的样子，用洪亮的声音把调子抬上去，而下面的人，则会机械地啪啪啪连续鼓掌三下。这些煽情点无非是关于财富，关于梦想，关于你对家庭的责任，等等。有些故事特别老套：比如某中央台记者去农村采访，路上采访车被一群羊挡住，记者下车见到放羊娃，两人展开一场对话，对话内容各位看官想必能猜出来:又是那个放羊挣钱，挣钱结婚，结婚生娃，生娃放羊的循环故事。有些故事特别粗俗，：如某人是个侏儒，别人都看不起他，找不到老婆，后来他干了这门生意变成富翁之后，眼光是如何如何挑剔，什么漂亮的女大学生都争着嫁给他。某女干了这门生意后，给自己买辆宝马，路上违规被交警扣留，很牛x地说这车不要了，明天再买一凯迪拉克……

    既然不能中途离场，不能上厕所，只能坐在那儿听，我就姑且在脑子里构思起来。当你抱着作家“体验生活”的姿态去生活时，生活中的所有丑恶，苦难的东西都变得有价值了，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说，这……是个很好的素材。于是，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    传销集团有怎样的魔力控制这么多大学生？这其中还有什么让人匪夷所思的奇观？mr.toad如何摆脱传销集团的魔爪，最终给我们带来这篇大型纪实报道？请接着收看下一期《法制在线》春节特别节目：《真实的谎言》。
 

延伸阅读，另一名打入这个集团的人所写的报道：
 http://www.lznews.cn/trans.aspx?id=199852，传销集团有很强烈的“模式化”特征，因此，他讲到的很多细节都是和我一样的 ，可补充参看。